木鐸金聲：明清的徽州書院
作者：李琳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徽州書院文獻收拾與研討”負責人、安徽師范年夜學傳授）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家教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初四日癸卯
耶穌2024年8月7日
書院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教導組織情勢和學術傳播陣地，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它構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書院的數量成為權衡宋代以后區域教導發展水平和學術發展程度的主要標志。書院的發達，對明清徽州的學術發展、教導繁榮和人才培養起到了主要感化。
書院分類分層
平易近國《重建婺源縣志》言：“聞諸故老，婺在昔四郊書院常相看，鄉先正集徒講學聲相聞。”其實，不只婺源一縣這般，家教徽屬其他各縣亦然，故康熙《徽州府志》云：“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明末閹黨禁毀書院，其黨張訥也曾疏言：“全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據不完整統計教學場地，徽州在宋元時期共存在書院42所，明清時期則有93所。從今朝的資料來看，徽州最早的書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績溪人胡忠在龍井樹立的桂枝書院，比歐陽修主政潁州時創建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潁州西湖書院還早40多年。明清時期，徽州著名的書院有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歙縣的斗山書院、問政書院，休寧縣的還古書院、海陽書院，婺源縣的紫陽書院、福山書院，祁門縣的東山書院、神交精舍，黟縣的碧陽書院、中天書院，績溪縣的潁濱書院等。書院的發達瑜伽場地，成為明清徽州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從“主創者”來看，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可劃分為個人空間平易近辦和官辦兩種類型，而以平易近辦書院為主體。官辦和平易近辦小樹屋的劃分，是僅就“主創者”而言的，假瑜伽教室如從經費來源和經營治理來看，徽州除府屬紫陽書院外，年夜體均可劃歸平易近辦序列。因為這些書院的經家教費來源重要是平易近間捐輸，特別是徽商的資助；在經營治理上，所實行的是平易近間自立經營治理的形式。這也是明清徽州書院的主要特點之一。
如府屬古紫陽書院系由歙戶部尚書曹文埴同歙紳鮑志道、程光國等倡議，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復建：其建造經費，徽州兩淮鹽商動支了“營運項下款銀”，同時諸商個人還“捐銀八千兩，鮑志道又獨力捐銀三千兩以助成工”；建成后的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仕宦俱不為經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舉”。又如黟縣碧陽書院，系由知縣謝廷杰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創建，但碧陽書院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仕宦俱不為經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舉；司匣，每都一人，各舉。”再如被稱為休寧“一邑之學”的海陽書院，系由知縣王佐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創建，但海陽書院也是“請縣申詳，其山長聽邑人公議聘請，學費支放不經仕宦”。
明清時期，徽州書院年夜體可劃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凡肄業者由學政于六縣生童中挑送”，為一府“英俊者”所供給的講學會文之所，共享空間與府學比肩，為徽州的最高學府。府屬紫陽書院和古紫陽書院屬于此類。第二層級，是“聚一邑會議室出租之秀良者于此中”，為一縣“英俊者”所供給的講學會文之所，與縣學比肩，為各縣的最高學府。上述列舉的各縣著名書院年夜多屬于此類。第三層級，是聘名師“以教鄉之英俊者”，為一鄉或一族之“英俊者”講交流學會文之所。一部門鄉里書院和宗族書院屬于這種類型。第四層級，是塾學、義學性質的書院，為鄉族後輩供給啟蒙和初級教導。如黟縣黃村黃氏家族建“舞蹈教室集成書院”，“創會立規，課子共享會議室侄輩讀書此中”；休寧的率溪書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書院是項氏為“鄉後輩肄業”所建。
助推學術演變
書瑜伽教室院與學術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者彼此推動、互為因果。這一點在徽州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徽州書院促進了宋元時期“新安理學”的構成。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其書院的興舞蹈場地起與發展和徽州士儒研討與傳播理學的關系最為親密。自朱子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掃墓、講學，特別是南宋理宗后朱子學正統位置的確立，徽州地區出現了一大量“篤志朱子之學”的名儒碩士，并構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安講座場地理學”派別。
作為朱子教學明日傳的新安理學家，他們以發揮朱學義理、光年夜朱子之學、傳播朱子思惟為己任。為此，紛紛創辦書院，或掌管書院講學，將書院作為光年夜和傳播程朱理學的主要陣地。如休寧程年夜昌建西山書院，“以淑學者”；休寧吳儆建竹洲書院，“與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書院，遠近師之者甚眾；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經書院，四方聞風來學者云集；休寧的程逢午“與族父若庸講明正學”，“薦授紫陽書院山長”。
徽州書院推動了明中后期徽州的學術思惟由理學到心學的轉變。明代中葉，陳獻章遠承陸學余緒，提出“正人同心專心，萬理完具”“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眉目”的思惟，反對朱子的“格物窮理”之學。這標志著朱子學統一局勢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獻章而后，明代心學分為王守仁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主旨致知己”，甘泉學派“主旨隨處體認天理”。兩派彼此融通、互為唱和，就門庭興旺和影響廣年夜而言，甘泉學派遠不及陽明學派。
心共享空間學興起后，特別是王守仁的“致知己”學說的出現，敏捷傳至全國，“學其學者遍全國”，心學遂代替程朱理學而成為明中后期占全國主導位置的學術思潮。而徽州這個程朱理學的故鄉，在明中后期“全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的社會思潮沖擊下，也成了王學流布的地區。湛若水親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書院講學；王守仁高第鄒守益、王艮、錢德洪、王畿、劉邦采、羅汝芳等亦先后前來徽州，依托徽州書院主講盟會。每次會講，少則“聽講數百人”，多則“共享空間聽講幾千人”。在王、湛心學的強年夜攻勢下，固守程朱、無所創新的新安理學家毫無還手之力，而新安后學則線人一新，于是紛紛轉向“致知己”一途，“崇尚《傳習錄》，群目朱子為支離”。王、湛心學遂逐漸代替朱子學而成為徽州學術思惟的主流。
徽州書院促舞蹈場地進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中興。清朝樹立后，鼎力倡導程朱理學。借朝廷倡導之東風，一批在明后期沉靜的新安理學家們，又以“負擔道脈”為己任，決心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學。為此，他們采取了兩方面辦法：一是紛紛前去徽州各地書院主講，“非朱子之言不發于口”，一意宣傳程朱理學，奪回被心學把持的書院講壇；二是制訂書院講會會規、會約，規定“會友必擇”，非程朱信徒不得進會，請求講會內容“總括以尊朱宗孔之年夜旨”，從軌制上保證程朱理學在書院講會中的獨尊位置。通過新安理學家們的齊心倡率，清初徽州書院“年齡集講，文物衣冠，彬彬一堂，盡往舊習，化為尊孔宗朱壇席”。
徽州書院又為清中葉徽派樸學的興起供給了“舞臺”。清乾隆后，徽派樸學興起。江永的從訓詁以求義理的新的治經方式一經出現，就惹起了徽州學者們的極年夜興趣。乾隆年間，江永講學紫陽書院，戴震與同郡鄭牧、汪肇漋、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即從江永受學，繼之他們湊集在歙縣年夜商人汪梧鳳的“不疏園”中探討問難，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干城之將，此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學最全、成績最年夜。在徽派樸學“魁碩迭起”的同時，具有號召力的新安理學家則相繼辭世。清代，新安理學的中興至此結束，徽州書院講壇遂逐漸被徽派樸學家所占據，如凌廷堪曾主講紫陽書院、汪龍應聘主講古紫陽書院等。這些樸學家們以經史訓詁傳授生徒，從而使徽州學風為之一變，“其所教學場地學者，訓詁詞章之末”也。
助力教導發展
從宋代起，徽州“俗益向高雅”，特別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會議室出租鄒魯，博雅之儒，彬彬如也”，從此徽州“文風興盛”“名臣輩出”，開始躋身于中國文明教導發達的區域行列。到明清時期，徽州各種教導機構星羅棋布，致有“山間茅舍書聲響”“后漸戶誦家弦矣”，構成了教導高度繁榮的局勢，被譽為“文獻之邦”“東南鄒魯”。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看”。
書院既是明清時期徽州教導繁榮的表現之一，又在徽交流州教導繁榮的過程中起到了很是主要的助力感化。徽州書院層級的構成，構建起在傳統的社學、塾學、官學之外，與其平行而又互補的另一條教導系統。徽州書院這條共享空間教導系統，具有三方面的效能：
一是為徽州的蒙學教導，或許說“小學”教導的普及添磚加瓦。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有很年夜一部門是為普及鄉族後輩教導服務的。除上文所列交流舉的之外，還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巖書院，是由桂巖的戴氏所建，“割田購書，以訓鄉族子”；明代休寧商山吳繼良“構瑜伽教室義屋數百楹，買義田百畝”建義學以供鄉族後輩讀書此中，名之曰明善書院；祁門的李源書院，明弘治年間李汛建，“以助族之後輩能讀書者”；清代婺源周溪項儒珍“為鄉後輩肄業”建玉林書院等。
二是為優秀的童生和府縣官學不克不及容納的生員供給肄業場所，即承擔所謂的“中學”和“年夜學”教導職能。童生是指完成啟蒙教導尚未考中府縣官學成為生員的學子，童生參加生員的選拔考試稱童試；生員則是指通過了童試選拔而進進府縣官學讀書的學子。清代徽州府六縣每次應童試的總童生有八千人擺佈，而徽州府學和六縣縣學的錄取有定額，均勻錄取率只要2.3％擺佈。
大批落選的童生，特別是想再次參加童試的優秀童生就學無門。此外，府學、縣學規模無限，能容納生員在校就讀的人數無限，所以新一屆生員進校而往屆生員就得離校，這些離校的往屆生員也就沒有了固定的肄業場所。所以，徽州人建書院，其目標之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同治《祁門縣志》載：祁門“儒學門生員凡二百，而學舍僅百之十”，于是知府留志淑和知縣洪晰“作學舍五十間、文會所三間、仰止亭一間、庖四間，以居諸生講肄此中，榜曰‘東山書院’”。又如徽州府屬紫陽書院，“向取內外課生（員）、童（生）六十人給予學費”，到清嘉慶年間，由于歙商程光國和其子的資助，“紫陽書院內外課學費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屬古紫陽書院，“肄業正額生監八十人1對1教學，童生四十人”；黟縣碧陽書院，“正額生監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學子“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就是“多聚于書院”了。
三是講會與課藝并行，將學術與功利統一到書院的教導教學之中。書院樹立的目標本是為傳播思惟、發明學術，所以聚眾講學、不受拘束研討是書院教導的優良傳統。清初，雖然書院的講會之風一度頗為風行，但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壓制，在清當局的引導下，康熙中期以后漸行廢止。于是清代的絕年夜多數書院，“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帖括”，“書院專究制藝，不務實學，乃一無足稱矣”。課藝、應舉成為清代書院最重要的教學活動，書院特有的講學與研討風氣幾至無存。講座場地
在銓選進仕，學者“舍科第無他途”的情況下，徽州書院天然不克不及超脫舉業的影響，所以徽州書院同樣圍繞科舉考試制訂了嚴格的課藝軌制，如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和祁門東山書院都開會議室出租設有“年夜課”“小課”，并對開課時間、考試內容、成績評定和獎懲等作出具體規定。但是，與全國年夜多數舉業書院分歧的是，徽州書院并未完整變成“獵取科名”的場所，亦即并未完整變成科舉的附庸，而是在課舉子業的同時，依然堅守傳統的講會軌制，將講會與課藝統一于書院的教導教學活動之中。據休寧《還古書院志》記載，直到乾隆年間，徽州書院每年仍在實行年齡會講軌制，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二月，會講三日，會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會講三日，會友四十三人”。徽州書院這種講會與課藝并行、學術與功利并舉的辦法，既進步了徽州學子的學術程度，又滿足了他們應舉進仕的現實需求，從而為明清時期的徽州培養出大批人才。
綜上可知，對徽州書院的研討，為我們深刻清楚宋以后中國學術思惟演變供給了視角；為我們系統認識明清區域教導史，特別是區域間各層級教導組織情勢之間的關系供給了標本；也為中國當代教導的轉型升級，特別是眾多高校“書院制”教導的實施和完美供給了歷史鏡鑒。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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